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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长江，汉族，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政协委员。兼任北京市委顾问，北京大学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行政学院、中山大学等院校客座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统一战线研究会常务理事、国际交流协会理事、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理事。长期从事世界各类政党运行机制的比较和中国共产党建设问题的研究，主要致力于把政党比较拓展到党的建设领域，并在该领域主持开创了世界政党比较学科。发表的代表性论著有《世界政党比较研究》（1996）、《政党的危机——国外政党运行机制研究》（1996）、《现代政党执政规律研究》（2002）、《苏共——一个大党衰落的启示》（2002）、《政党现代化论》（2004）、《中国政治文明视野下的党的执政能力建设》（2005）、《政党论》（2009）等，合著、主编或参与编写了有关政党比较和党的建设的著作50余部，发表相关论文几百篇。 作者感想： 发表在《党的文献》1996年第2期上的这篇文章，是对新时期党的群众路线的实践和发展所作的梳理。虽然今天看上去有些材料稍嫌旧了些，但基本脉络还是清楚的，突出了执政条件下丰富和发展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极端重要性。文中谈到的基本观点，如把党群关系提高到事关党的兴衰存亡的高度，把群众的评价作为判断我们工作成败得失的标准，把密切党和群众的联系贯彻到党的建设的方方面面等，今天看来都显示出无可争议的针对性。我们党历来强调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强调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党群关系至今仍然是一个需要下大力气探讨的重大课题。这说明，问题是制度性的、根本性的。今天，坚持群众观点，丰富和发展党的群众路线，需要从制度上寻求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近年来，我们党面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群关系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在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一根本问题上，作出了许多重要的决定，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丰富、深化和发展了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一、把党群关系问题提到事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以来，党群关系总的来说是好的。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理论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给人民带来了实惠。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党群关系遭到破坏留下的后遗症，由于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以及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有关制度、机制不健全，党内滋长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权谋私等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严重败坏着党的声誉，危害着党群关系。党中央看到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1990年3月在十三届六中全会上作出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告诫全党：“能否始终保持和发展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兴亡。”“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如何，是关系到党的事业兴衰成败和党的生死存亡的一个根本政治问题。这个道理要反复讲，警钟长鸣，务必引起全党同志的高度重视。”［1］ 为什么说，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党已经长期掌握政权的情况下，党和群众的联系仍然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呢？总的来说，这是新时期党的历史任务、责任和新的历史环境所决定的。 第一，只有保持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才能担负起领导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事业，没有广大人民的参与就不可能成功。因此，党作为这项伟大事业的领导者和倡导者，必须依靠人民，相信人民，汲取人民的智慧，尊重人民的创造，接受人民的监督。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正是我们党的根本力量和优势所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指出：“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什么时候党的群众路线执行得好，党群关系密切，我们的事业就顺利发展；什么时候党的群众路线执行得不好，党群关系受到损害，我们的事业就遭受挫折。”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之所以能够成功地进行，归根结底在于它是立足于深厚的群众基础之上的。“谁深深扎根于人民之中，同广大群众结合在一起，谁就有力量、有智慧、有办法，就能够经受考验，战胜困难，做出突出的成绩。”［2］相反，苏联、东欧的共产党领导的所谓“改革”不成功，最后自己也变质、垮掉，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们长期脱离群众。他们的“改革”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 第二，只有保持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才能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贯彻少犯错误，有了错误也能及时纠正。一个党不可能不犯错误。尤其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遇到许多新问题的情况下，党的工作难免会出现一些偏差甚至失误。要使党避免或少犯错误，最可靠的方法，就是密切联系群众，一切事情都顺应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去做，任何时候都不能改变自己作为人民利益代表者的身份。正如江泽民1993年12月26日《在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指出的：“有了这种联系，我们的改革和建设就有了胜利之本，就有了吸取智慧和力量的最深厚源泉，就有了正确决策，减少和防止失误的可靠保证。”实践也确是这样，如果党群关系是密切的，党就能从群众的情绪和反映中及时发现错误而加以纠正，而且也容易得到群众的谅解。反之，“党如果脱离了群众而又不坚决改正，就必然会由于失去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而失败。”［3］ 第三，只有保持党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密切联系，党才能经受住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掌握政权使党有了更多更好的为人民服务的条件，但同时也增加了党员领导干部被权力腐蚀的危险。在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种危险不是减少了，而是大大增加了。要避免这种危险，经受住考验，就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群众为本，密切党群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党的活动条件和地位具有不同以往的新特点，但把人民作为根基和后盾这一点不能变。“如果不注意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不注意克服脱离群众的现象，听任腐败现象蔓延，处于执政地位的共产党也会蜕变，丧失人心。”［1］甚至在经济搞上去的情况下，也免不了要垮台。 二、把群众的利益和要求提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提到评价各项工作的根本依据的高度 既然同群众的密切联系是贯穿党的全部工作的主线，那么党就应当把群众的利益和要求作为自己活动的依据，这似乎不难理解。但是，在实践中，真正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我们党是为此付了学费的。在过去一个时期内，由于认识上的局限和“左”的思想的影响，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遭到歪曲：不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准绳去衡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与否，而是用一种僵化的理念或者教条作为标准评判各项工作；不是根据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去修正、发展理论，而是要求实践去适应理论、服从理论。在实践中，这导致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群众利益和意愿的严重不符和背离。这是一条十分深刻的历史教训。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认真吸取历史教训，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明确地提出，应当把人民利益作为评价党的各项工作的根本依据。早在1978年12月，邓小平就指出，党领导得好不好，要用生产力和劳动者生活水平的提高来衡量。他强调，增加群众的实际利益，“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4］在后来的讲话中，邓小平反复地谈到、“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是党判定政策的依据。在1992年春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更是明确地提出，要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评价党的各项工作的标准。处处关心群众，诚心诚意地为群众谋福利，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我们想问题、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要考虑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5］应该说，把人民利益作为评价党的各项工作的根本依据，作为党的决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也是新时期我们党赋予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新内涵。在实践中，我们党正是由此出发，立足于中国国情，确立了党的基本路线，制定了改革开放的各项政策，从而从根本上维护了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 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新内涵，对党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提出了新的具体要求。 第一，要求党的各项工作都围绕群众利益展开，即把群众利益原则落实到每个党组织、党员和干部的具体工作中。党的各级组织，尤其是党的基层组织，其战斗力、吸引力、凝聚力如何，归根结底要看它在推动生产力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为本单位做了多少具体事情，解决了多少具体问题。党员干部首先应当在本职工作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同时要做群众工作，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农村党员应当带领广大群众共同致富。党的干部要深入实际，办实事，求实效，努力解决广大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实际问题。选干部就要选那些群众公认有实绩的人。 第二，把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与发扬民主结合起来。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质就是坚持唯物史观，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把群众看做历史的创造者。因此，发扬民主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必然要求。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全体人民作为主人管理自己的国家，享受广泛的民主权利，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也是同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区别。”［6］发扬民主，首先要让人民说话。邓小平说：“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4］要认真听取广大群众的意见，广开言路，疏通党和群众联系的渠道。其次，要允许群众大胆地试验和探索。改革的路子，往往是由群众在实践中闯出来的。其三，要由人民来评判党的工作，加强群众对党的工作的监督，因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我们工作价值的最高裁决者。”［2］其四，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我们联系群众，首先要联系广大工人群众，尊重和维护工人阶级应有的政治、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千方百计为发挥他们的历史主动精神创造条件。”［7］ 第三，把教育、引导群众作为维护党群关系的重要环节。相信和依靠群众，并不是跟在群众后面，做他们的尾巴。党要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启发、引导人民群众认识自己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摆正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关系，用正确思想武装头脑。党对群众进行教育和引导，这也是对人民利益的真正维护。 三、把密切党群关系问题提到党的建设系统工程的高度，为全面加强密切党群关系提供了更加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把新时期党的建设称作“新的伟大工程”，说明我们党加深了对党的建设的系统性和整体性的认识。加强与密切党群关系是党的建设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它贯穿于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党群关系往往是党的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的症结所在。 第一，密切党群关系与反腐败斗争。腐败问题，说到底是一个脱离群众、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损害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问题。因此，只要党内存在腐败现象，党和群众的关系就要遭到破坏和削弱。显然，不消除腐败现象，就很难谈党群关系的加强与密切。反过来讲，消除腐败也就是真正贯彻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反对腐败的斗争也得依靠人民群众。 第二，密切党群关系与党员干部的世界观改造。与群众的关系问题，首先是一个立场、世界观和党性问题。因此，密切党群关系要从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锻炼着手。《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一文中，正是将党员干部的世界观改造问题、党性锻炼问题与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联系起来，语重心长地指出：“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务必带头加强党性锻炼，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主观世界”，“一定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问题。”从这一认识出发，我们党对广大党员和党的干部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的再教育，以期牢固树立正确的群众观念。党的领导干部特别应当重新学习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和方法，应当到群众中去，到艰苦的地方去，“老老实实地调查研究，老老实实地听取群众的意见，老老实实地改进工作，在领导改革和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取得人民的支持，不断增强同人民群众的感情。”［2］立场、世界观对了头，思想感情对了头，才能防微杜渐，才会主动地去加强和群众的联系，接受群众的监督和教育。 第三，密切党群关系与拓宽民主渠道。无论是党联系群众，还是群众参与管理和监督，都需要通过一定的途径和渠道。我们党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在新的历史时期为拓宽这方面的途径和渠道作了很大的努力。《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指出，人大、政协、民主党派和工、青、妇群众团体都应当成为联系群众、反映民意和群众参政议政的渠道，应当充分发挥这些组织的功能。此外，还应当努力开辟和创造联系群众的新渠道、新形式，以便党能更广泛、更深入、更及时地听取群众的批评和建议。在后来一些重要文件中，党中央还就民主党派和工、青、妇群众组织参政议政的具体方式提出了建议和要求。 第四，密切党群关系与有关制度建设。早在1979年11月，邓小平就在一次讲话中表达过这样的思想，把脱离群众这个问题统统归到林彪、“四人帮”身上是不合乎实际的，制度本身也存在问题。［4］事实一再表明，党犯脱离群众的错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由于制度不健全。因此，应当从制度上解决党和群众联系的问题。按照这一思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措施和主张。一是完善人民群众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的制度。在不断建立、健全和拓宽人民群众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的渠道的基础上，将其中已被实践证明有利于国家发展和进步、有利于密切党群关系的成果用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制度，干部选举制度，以及民主、科学的决策程序等。二是不断充实和加强群众对党和政府监督的制度。这首先指的是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监督。党在一系列文件中强调：选拔干部必须充分走群众路线，必须严格按选拔程序进行。要建立相应的干部行为约束机制，发挥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要建立和完善党内和党外监督相结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监督相结合的制度等等。三是从制度上提出对党和国家机关、党员、干部密切同群众联系的要求。1990年党中央提出，要逐步建立党政机关干部分期分批到基层去工作的制度，并长期坚持下去。对党内腐败现象，党中央强调，一方面要加大惩处力度，另一方面要不断地改进各项管理制度、分配制度，努力从制度上保证党政干部的廉洁。此外，党内还建立和实施民主评议党员和领导干部的制度，恢复了党员干部民主生活会制度等。 综上所述可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对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阐述是非常深刻的，为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加强党群关系指明了方向。我们要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努力掌握新时期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新的内涵和要求，努力提高密切党群关系的自觉性。 参 考 文 献 ［1］ 江泽民在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Z］1994-02-28 （摘自：华文出版社 《群众路线大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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